2010年《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利用在線監控或者其他技術監控手段收集違法行為證據。經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認定的有效性數據，可以作為認定違法事實的證據。

該辦法將“經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認定有效”作為前提條件，是基于當時在線監測設備技術性能等歷史條件作出的謹慎規定。但對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如何“認定”，如哪一級環保部門認定、按什么樣的程序認定，卻沒有作出規定。這大約就是執法人員糾結的源頭。

此外，針對執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原環境保護部還有兩個相關復函，一個是2016年5月13日致函天津市環保局《關于污染源在線監測數據與現場監測數據不一致時證據適用問題的復函》：“現場監測可視為對企業在線監測設備進行的比對監測。若同一時段的現場監測數據與經過有效性審核的在線監測數據不一致，現場監測數據符合法定的監測標準和監測方法的，以該現場監測數據作為優先證據使用。”

另一個是2016年8月16日致河南省環保廳《關于自動在線監控數據應用于環境行政執法有關問題的復函》：“根據《環境行政處罰辦法》第三十六條和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污染源自動在線監控數據與其他有關證據共同構成證據鏈，可以應用于環境行政執法。”

不過，與前一個復函肯定、明確，操作性很強不同，后一個復函，現實中對共同構成證據鏈的問題，認識不同。這大約也是執法人員對自動監測數據作為執法證據心中沒底的另一個糾結。

2016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施方案》中也明確規定“企事業單位在線監測數據可以作為環境保護部門監管執法的依據。”

2017年9月21日，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深化環境監測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規定，重點排污單位“自動監測數據可作為環境行政處罰等監管執法的依據。”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第十條在明確應稅污染物計算辦法時，將“納稅人安裝使用符合國家規定和監測規范的污染物自動監測設備的，按照污染物自動監測數據計算”，排在四種計算辦法的第一位。

綜上可見，自2010年以來，無論是原環境保護部的部門規章或對地方的復函，還是中辦、國辦文件，抑或國家法律，雖然對自動監測數據作為行政執法依據規定的表述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但總體是前后一貫的，即：自動監測數據可作為環境行政處罰等監管執法的依據。